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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晤開始時，柯利達向我轉交了剛剛上任的英國外交大臣赫德給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對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體意見，是一份詳細的清單。我同第三位英方談判對手的交往，就這樣透過信件交換而開始了。

在我的外長任期內，一共與五位英國外相打過交道。除了這裡提到的三位，還有裡夫金德和庫克。 前四位都屬保守黨政府，只有最後一位羅賓&iddot;庫克外相屬於工黨政府，與他首次見面時已是在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時間最長的，就要算是這位赫德外相了。從1989年底開始到1995年中，我們交往了近六年，而這一段時間，正是雙方圍繞香港政制問題爭執最為激烈的時期。我們透過交換信件、正式互訪以及在國際會議場合會晤，頻繁接觸，反覆磋商，就是因為香港問題不僅複雜繁多，而且雙方就一些問題爭持不下，再加上有一個緊迫的時間表。這種情況，在我與其他國家的外長交往中是很少有過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風波後的新形勢下，英方在香港問題上改變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雙方曾透過多種渠道進行過詳盡溝通，最後，英方對公佈的草案稿已無意見。但在赫德的這封信裡，重新對草案，特別是在香港政制發展方面提出了許多不同意見，大大提高了要價，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選比例。

對於這封信，我沒有直接回復，只表示中方同意由雙方法律專家進一步交換意見。

七份外交檔案

1990年初，形勢更為緊迫。香港基本法即將於2月定稿，英方對香港1991年選舉的方案也到了最後拍板定案之時。但是，柯利達訪華，以及雙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選比例問題達成一致，雙方處於僵局。

英方有些著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與中方就此事達成妥協。當時，赫德來不及等到與我會晤面談此事，便開始連續透過信件與我交換意見。那一段時間，英國駐華大使與中方人員多次接觸，轉交各自外長的&ldo;資訊&rdo;。這雖非親筆簽名的函件，卻是書面檔案，不是&ldo;口信&rdo;，我們便稱之為&ldo;書面資訊&rdo;。這種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談判過程中經常採用。

從1990年1月18日赫德給我來信起，至2月12日赫德來信確認達成共識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雙方交換了七份書面資訊。當時，這屬於內部磋商，對外嚴格保密。後來，隨著政制問題爭執的加劇，雙方分別公佈了這七份檔案。

這一輪交涉的焦點，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選舉安排。

現在，當人們讀到這批外交檔案時，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中英雙方會為了多幾個還是少幾個直選議席如此興師動眾呢？

其實，中英雙方所爭的，不僅僅是幾個直選議席的多少，而是香港回歸後的主導政治體制。

要理解這一點，需要了解香港政制發展的背景和英國在香港過渡時期制定&ldo;政改&rdo;政策時的基本考慮。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一直採用由倫敦委派總督獨攬大權的政治體制。總督下設行政和立法兩個局，作為諮詢機構。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這是一種行政主導的體制。

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問題簽署聯合宣告後，中方就開始著手製定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設計一套能體現&ldo;一國兩制&rdo;的全新政治體制。

這時，英方企圖利用香港過渡期，加緊推行所謂的&ldo;代議政制改革&rdo;，想在基本法頒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實，以影響基本法對未來政制的安排。

&ldo;代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