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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一事，早已寫入中英聯合宣告；而對香港1991年選舉的安排，雙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識。此時英方突然這樣提出問題，顯然是想&ldo;翻案&rdo;。

兩星期後，由我給傑弗裡&iddot;豪回復一信，著重批駁了英方關於香港信心的說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舉措，打擊了港人的信心。關於香港政制問題，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單方面的改變。

不久，英國外相換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談判對手是梅傑。梅傑平民出身，憑著自己奮鬥，成為保守黨裡的後起之秀，這在十分重視傳統的英國官場並不多見。梅傑任外相的時間很短，後來他接替了柴契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

我同梅傑只有過兩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們在巴黎召開的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上相遇。梅傑舉止比較謙和。我說他是一顆&ldo;上升的星&rdo;，前途無量；他趕緊說自己還是一名&ldo;新兵&rdo;。會晤中，他試圖影響我們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關駐軍的條款。我說，基本法是中國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議，中方可以考慮，但對中方施壓以改變雙方商定的條款，那是徒勞的。我強調說，駐軍問題已寫入聯合宣告，是已經解決的問題，不應該重新提出來。在這次會晤中，梅傑同意雙方恢復聯絡小組的工作。

第二次見梅傑，是在那年秋天的紐約聯合國大會上。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議員直接選舉的名額。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須與以後頒布的基本法相銜接。中方主張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須循序漸進。

此時，中英雙方圍繞著香港政制改革問題，悄然擺開了對立的陣勢。一場曠日持久的外交紛爭就要展開。

英國密使訪華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問題上的分歧，很快變成了外交談判桌上的爭端。

1989年底，隨著我國局勢穩定下來，經濟持續發展，西方國家開始鬆動制裁中國的立場。美國先派了特使秘密訪華，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英國不甘落於人後，也採取了主動。柴契爾首相決定派其外交顧問柯利達作為首相特使，於當年12月4日秘密訪華，轉交她給江澤民總書記的正式信函，並與中方探討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能。

這是中英雙方一次重要的接觸，為今後幾年雙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交鋒拉開了序幕。

柯利達曾任駐華大使，是一位&ldo;中國通&rdo;，還直接參與了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他對中國事務很熟悉，同時也深知如何捍衛英國的根本利益。在香港問題上，他與保守黨主流人士持有不同看法，卸去公職後，一直對英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持批評態度，堅持主張維護與中國的合作，不與中方對抗。

但是，此次他作為密使來訪，是為了忠實地履行柴契爾首相的方針。

柴契爾首相致江總書記的信相當長。她在信中表示，希望雙方扭轉兩國關係惡化的趨勢，恢復過去的良好溝通，並重申了英方的立場：信守聯合宣告，特別保證&ldo;無意讓香港被用做進行顛覆的基地&rdo;，也不試圖使香港問題&ldo;國際化&rdo;。

然後，柴契爾筆鋒一轉，提出英方面臨著&ldo;大大增加&rdo;香港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的巨大壓力，對此不能視而不見。她要求中方起草基本法時，能與英方的安排保持協調。

柯利達抵京後，與周南副外長會談了一整天，全面討論了中英雙邊關係和香港問題。柯利達提出了增加兩國貿易、恢復官方高層接觸等改善雙邊關係的具體設想，也提出了英方準備大量增加1991年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數目的要求，由10席增至20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