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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這些原點進行重新思考。

1998年3月12日寫畢於燕北園

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1）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人們試圖對已經有二十年曆史的新文學作一個總結，編纂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的編選者均為對該領域貢獻最大的作家、批評家，如魯迅、茅盾編小說集，周作人、郁達夫編散文集，朱自清編新詩集，洪深編戲劇集，胡適編理論建設集等。而“總序”的作者，所有的人，不管他有著怎樣不同的文學、思想、政治傾向，都一致認為，非蔡元培先生莫屬。這是因為任何人都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是其中的主要戰線）是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為發源地的。“沒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在當時（二三十年代）已成為一種共識。但在建國以後的新文學史敘述中，蔡先生及他主持的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卻被有意淡化，至多在敘述到“林蔡之爭”時，略帶一筆。而且這種狀況直到最新出版的有關文學史著作仍未改變。——這不免使人想起魯迅當年的感慨：中國人的忘性實在太大了。

但這一“忘卻”，卻會模糊了人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特有的“民間性”的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意義恰恰在於，它是中國知識分子從廟堂走向民間、社會的開端，並且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影響全域性的獨立的知識分子運動。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開啟以後，建設一個統一、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實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以趕上在現代化路程上已經先走一步的西方國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想。但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卻經歷了長期的探索，而且這一過程至今（到世紀末）也還沒有結束。

漫說北京大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論北大

魯迅早在1907年，也就是本世紀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即強調“現代化”（當時稱為“近世文明”）不僅是要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民主，還要“立人”，保障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並且主張以“立人”作為“立國”基礎、出發點與歸宿。但魯迅這一“現代化”觀念與思路並不被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最有影響力的思路始終是，落後國家要趕上並超過西方國家，就必須將國家（民族）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包括個人民主權利與自由），依靠國家強權與強有力的政治領袖的力量，實行最大限度的社會總動員與高度的組織化，以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不難看出，這一思路是貫穿本世紀的。最初的洋務運動與戊戌政變，就是企圖透過滿清國家機器的變革，重振皇權的權威（戊戌政變還希望建立光緒皇帝的個人權威），使國家逐步走向現代化道路。但已經腐敗不堪的滿清政府已無重建權威的可能，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後的混亂，又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支援袁世凱稱帝來重建權威。在以上“權威立國”的思路與努力中，知識分子始終處於依附於強權國家與個人的地位，自視國師、幕僚，不過是魯迅所說的“官的幫忙與幫閒”，並沒有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奴才地位。

袁世凱稱帝，實行個人獨裁，並以孔教為國教，強化思想專制，使更多的知識分子打破對強權國家與政治（政治家）的幻想，開始尋找新的現代化思路。在此前後即有了對鼓吹“國家（民族）至上”的“國家主義”思潮的反省與批判。陳獨秀率先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怒斥當局“濫用國家威權，斂錢殺人”，指出“人民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而為野心之君……所利用”，“愛國適以誤國”，同時提出救國之道即在啟發民之“自覺心”，並見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