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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展開了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的人性的弱點、人際關係中的弊端的批判（詳見拙作《不容抹煞的思想遺產》）。如果不抱成見，就應該承認，1957年的北大民主運動既是五四運動的繼承與發展，又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與經濟、政治改革的先聲，是北大第三次輝煌的前導：歷史的鏈條就是這樣連線起來的。

記得當年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對蔡元培先生有過這樣的評價：“把全世界各國大學校長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的校長之中，他們有的在某一學科確有成就；但是以一個校長的身份而能領導那個大學，並對那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這同樣可視為對北大的評價：一所大學，在一個世紀中，能夠先後三次對自己民族、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發展，社會的變革，歷史的程序產生直接與深遠的影響，確實罕見，稱之為“世紀輝煌”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北大也因此確立了它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國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特別是在國人心目、口碑中的崇高地位：幾乎成了社會變革與歷史進步的象徵與希望所在。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一個不堪重負的“光榮”，北大及北大人似應以一種較為灑脫的態度待之。

重要的，也是更應該牢牢把握住的，是這些輝煌的歷史瞬間所顯現、所培育的“北大精神傳統”。對這一精神傳統，人們，包括北大人有著不同的理解與闡釋，這是正常的。我自己在近年所寫的許多文章中，都一再強調了我所看到與嚮往的北大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精神，這裡也不再重複。所要多說幾句的是，在我看來，下面這一事實是十分重要的：北大的三次輝煌不僅是一個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思想、文化的運動（或者以思想文化運動為其前奏），而後者又是以大學裡的學理的研究為其基礎的——這一點，在作為開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特別突出的，後來的兩次於此有所削弱，這就構成了後面我將要說的一個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所培育的北大“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就不僅是一種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立場與態度——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自覺地置於體制外，或體制的邊緣位置，懷著終極性的彼岸關懷，對此岸現實政治、社會、體制、現行觀念、價值體系……進行不斷地批判，又為社會與思想文化的發展提出極富創造性與想象力的前瞻性的理想，從而成為魯迅所說的“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同時，這又是一種學術的立場與態度——強調學術自身的獨立性，追求作為學術研究的必要前提的個體的精神自由，堅持同樣是創造性的學術活動的前提的懷疑主義的批判精神（包括對自身的懷疑與批判），而學術研究的基本立足點則是創造：不只是對他人（傳統的與外國的）學術成果的介紹與闡釋，所謂“拿來”與“繼承”都只是創造的前提與必要準備，而不能代替創造自身；所要培養的不是單純的操作型的技術人才，而是研究學理，能夠提出學科發展的新思想、新方向、新方法……的開拓型的創造性的學者。因此，“獨立，自由，批判，創造”，既是北大的政治、思想傳統，同時也是北大的學術傳統。一個世紀以來，北大人正是在這樣的精神指引下，對中國的政治、思想與學術都產生了前文所說的巨大影響，從而達到了政治與學術的相對統一。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北大百年：光榮和恥辱（4）

但政治與學術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事實上，前述政治與學術的相對統一也是在二者的緊張關係中達到的。幾乎所有的北大人，從校長，教授，到學生，都面臨著二者之間選擇的艱難。蔡元培校長後來提出著名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主張，就是試圖提出一種解決矛盾的方式，實踐起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