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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氣魄，無疑是超越時代、超越具體內容，具有永恆的精神傳承意義的。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了最後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之後，覺得自己已無所留戀，可以去矣。他的學生以為老先生過於消極，寫信勸說。梁漱溟從容地解釋說：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從來自己認為負有歷史使命——溝通古今中外學術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著作將為世界文化開新紀元，其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梁漱溟覺得自己負使命而來，而今使命完畢，可以欣然而去，死而無憾了。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4）

晚年的梁漱溟依然是這樣的狂氣不斂，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十年之後，他的著作出版了。但梁老先生生前不曾料到的是，在他的身後卻是一個不再有超越、不再有狂氣的俗世，滿街行走的是將生命託付給當下、追求及時行樂、失去了精神靈魂的俗人。梁漱溟若地下有知，是感到有些許惆悵呢，還是仍然執拗地自信數十年後必有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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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儒家

內聖外王，是儒家義理結構中的核心命題，也是多少年來儒家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社會和人格理想。到了20世紀，儘管這一理想隨著儒家的式微而影響減弱，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統，在部分知識分子之中，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號召力。而梁漱溟，可能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身踐力行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最為典型之人物。儘管梁的同代人熊十力以及牟宗三等在內聖外王學理方面的成就要比他高得多，但作為一個人格和社會理想的實踐者，梁漱溟確乎是特立獨行，後無追者。

一

“內聖外王”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天下篇》，但它一直是儒家義理結構中的核心理念。關於內聖外王的內涵，有著前後遞進的兩個層次。第一層涵義指的是儒家的人格理想，認為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內在之善，內在之善透過個人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聖，進而向外擴充套件經世治國、兼善天下，是儒家人格發展的終極理想；由此引申的第二層涵義指的是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認為理想的社會乃是合乎倫理原則的人際秩序，此一理想的實現有賴政治領袖的道德素質，因此，由聖人執政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途徑。

《大學》中的三綱領、八條目最集中地表達了儒家內聖外王理念的內在邏輯。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依次涉及知識（格物致知）、道德（誠意正心修身）和社會政治（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層面的問題。在宋儒劉彝看來，它們呈現出體（道德）、用（政治）、文（知識）的等級關係。

最後一個儒家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內聖外王可以說是儒家的理想型別，孔子提出了理想原型，他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內聖外王”一詞，但孔子的仁學已經揭示了其犖犖大端，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所涉及的正是聖與王的兩個方面，而且二者的關係也表達得很清楚。從內聖外王所包含的知識、道德和政治三者關係來看，先秦之儒還比較注重它們之間的圓通和平衡。不過在孟子和荀子那裡已經分別表現出內聖和外王的兩歧性指向，孟子一方面透過性善說高揚心性修養在整個儒家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仁政說，將儒家的道德政治意念化、具體化了。荀子作為先秦之儒的集大成者，對內聖外王以“盡倫”和“盡制”加以明確的分疏，但相對而言，他更強調外在的事功一面，將政治提升到比道德更高的位置。

以後的各代儒家對內聖外王都有其各自側重點，以較具典型意義的漢儒、宋儒和清儒來說，分別以立功（政治）、立德（道德）和立言（知識）形成了自己的一代特色。

漢儒繼承了荀子的脈絡，分外突出了政治的功用。董仲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