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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胡適留洋歸來的時候，古老的中國文明正面臨深刻的秩序和意義危機。由於由儒學提供的一整套傳統社會秩序和符號象徵系統失卻了合法性，逼迫中國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西方，重新確證和尋找社會變革的終極目標和價值支援。無政府主義、馬列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這些來自異域的主義學說大多源於唯理主義的大陸哲學，以一種符合絕對的善或客觀歷史規律的形式構建各自的理論框架，並具有“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現實承諾，一時間，各種各樣的新思潮在中國思想界競相爭妍，令人眼花繚亂。

正在此時，胡適站了出來，以英美經驗主義的態度，大聲疾呼：“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他看來，無論是形而上的玄學，還是整體主義的意識形態，都是沒有實踐意義的空泛之言，其最大危險在於“使人心滿意足了，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存》，一集，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後來，他又進一步將這種對主義的空談斥之為“名教”的遺留，像老祖宗一樣，以為“名”（文字）有不可思議的神力，貼幾張標語，啦幾句口號，就可以得勝歸朝《名教》，載《新月》第一卷第五期。。當然，胡適並不是不要任何學理或主義，比如實驗主義就是他的金科玉律，但胡適認為實驗主義並不承認任何特定的目的或承諾任何特定的結果，它只是一個有用的工具或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推而廣之，胡適強調“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隻可以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以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矇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三論問題與主義》，《胡適文存》，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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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6）

胡適上述對整體主義改造哲學的批判，在當時中國思想界不啻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近代中國自戊戌變法以降，那種目標預設型的整體主義改造工程在大部分時間裡主宰著中國的前途，而漸進的社會改造工程往往只能以邊際化的身份充當歷史的配角。在洋溢著烏托邦浪漫主義的時代背景下，胡適以其充滿英美經驗主義傳統的理性聲音，批判充斥著知識界的以大陸唯理論哲學為源頭的新教條主義狂熱和整體主義思維觀，儘管理論上流於淺薄，但不乏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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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狂出真性情（1）

一個人要狂並不難，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麼是缺乏真性情的虛驕，要麼是才氣有餘、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難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在現代中國知識圈裡，狂者可謂不少，但最狂的大概非梁漱溟莫屬。1942年，梁漱溟從淪陷的香港隻身突圍，一路驚險，別人都在為他的生命安危擔心，但梁本人卻非常自信，他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代得。從天命上說，有一個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乃不會有的事！

這些狂話本來是寫在給兒子的家書裡，後來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文化雜誌》上發表了，自然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