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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在深層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儒家經世致用心理，不僅與價值觀念系統中“為學問而學問”的治學宗旨發生了矛盾，而且也使“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人生意態改變了方向。不及二年，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掀起浪潮時，胡適就“看不過了，忍不住了”，“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從1919年7月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開始，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起先是偶然有感而發，隨之創辦刊物大談特談。儘管有不少朋友勸說他全力著書或教書，免為“梁任公之續”，但胡適仍然表示不能放棄“言論的衝動”。最後，當抗日戰爭爆發之時，他甚至連“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諾言也維持不下去了，遂應蔣介石之邀，飛赴華盛頓任駐美大使。很難說胡適對自己談論政治、介入政界的實際成效究竟有多少自信，但他是一個儒家意義上的“好事者”，深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他自稱“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這種與現實政治須臾不可分離的入世精神固然由於近代內憂外患的環境壓力所致，但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穩穩佔據在他意識中心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在觀念層次上屢屢要推翻、打倒的孔姓大神。

然而觀念與心態之間畢竟構成了衝突。胡適的內心世界彷彿分裂成兩個“自我”：一個是學者的自我，希冀超然於世俗社會之上，以學問豐富自己的人生；另一個是“好事者”的自我，要求介入現實政治之中，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在他的一生中，人生的天平自然傾向於後者。他唯有靠發誓或想象來慰藉被委屈的學者自我。當上任駐美大使時，他發誓“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中去”。當《東方雜誌》問他個人有何夢想時，他的夢想竟然是一個“理想的牢獄”，在裡面囚禁個十五年，將所有的著述全部作出，“豈不快哉！”但他既逃脫不了那個風雨交加的環境，更超越不了儒者的自我，在出世與入世、超然與介入、退隱與進取之間的矛盾之中，他痛苦地躑躅著，儘管痛苦對胡適而言，從來都是一種淺層次的情緒體驗。

胡適在學術與政治間的彷徨，在觀念上是基於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政治的一種基本立場，即“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必須對現實政治保持一段有分寸的距離，可以以在野之身透過輿論影響參與政治，而不必以政治家的身份投入其間，尤其是入朝做官更不足取。確乎，胡適終其一生是基本恪守了這一自由主義者立場的，儘管國民黨政府再三邀他入閣上朝，他始終表示願“儲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然而，胡適儘管維繫了外在的獨立身份，卻很少表現出內在的獨立人格。甚至，那苦守身份獨立的用意，除了想保持“一點思想言論自由”之外，大半竟為了替國民黨政府“說公平話”、“做面子”！1933年4月8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上說：

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儲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天下竟有如此滑稽之事。當胡適在觀念上承受了西方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時，落實到具體的行為模式上竟演變為一種類似“幫閒文人”的奴性人格！

胡適這種精緻的自覺奴性究竟溯源於何方？在他本人的思維中，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對獨立精神的背叛，因為在他看來，自由主義與政府權威之間不僅不相頡頏，而且前者還以服從後者為前提。應該說，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在純理論層次上並非有誤。實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