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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運輸工人的工會領袖彼得&iddot;塔利，他已經威脅要以公共汽車和地鐵罷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馬文&iddot;羅梅法官，他審案一向偏袒，從來還沒遇到過他不喜歡的被告。最後一位是《紐約時報》資深的劇評家裡吉斯&iddot;基爾伯恩。

那封信的影印件，我是後來才看到的。&ldo;你一直在搖頭，&rdo;喬&iddot;德金說，&ldo;你會覺得自己該打四十大板吧。&rdo;

&ldo;這封信不是威爾寫的。&rdo;

&ldo;你已經說過了。我記得還講得非常詳細。&rdo;

白天我們都在第一警察局廣場的一個會議室度過，我不斷把自己的想法重複說給不同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現出一副諷刺或居高臨下的樣子。不過無論是什麼態度，他們都一再質疑我的說法，好像這是他們分內該做的事情。他們看起來都無比的年輕，我想也的確是。他們的平均年齡想必是三十五歲左右，跟我差了二十來歲。

我不懂為什麼同樣的問題要問那麼多遍。部分原因或許是要核查我的說詞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進一步資料，但其實我猜這只是他們已習慣的一套例行公事。多聽幾遍我的故事，要比他們自己用腦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時，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們派了一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還有另一組去搜查他的辦公室。他的照片被傳到奧馬哈和費城，還有中西快捷總公司所在地密爾沃基。他們不一定都告訴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實的證據開始出現了，因為那天下午三四點左右，他們對我的態度有了轉變。那時顯然他們開始知道，我講的事情不光是胡說八道而已。

整個過程喬也參與了。他沒有一直待在會議室，中間我一度以為他已經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過他又重新出現，帶了一個三明治和一杯外帶咖啡給我。沒多久他又不見了，不過當我終於獲準可以回家時，他正坐在外頭辦公室的一張椅子上。

我們走過了兩個街口，中間經過了幾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後來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廳的吧檯。那個地方幾乎是空的，只有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另外一個人縮在吧檯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檯後面的女郎看來頗具異國風情，不過一臉厭倦的表情。她替喬調了一杯馬丁尼，又給了我一杯可樂，就走開了。

喬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馬丁尼，然後把杯子舉高。&ldo;我點這個，&rdo;他說，&ldo;不是因為我喜歡這些東西的味道，而是因為經過像這樣的一天之後，我想喝點東西鬆弛一下神經。&rdo;

&ldo;我懂你的意思，&rdo;我說，&ldo;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點可樂。&rdo;

&ldo;的確。別告訴我你從沒有過那種衝動，想喝強烈點的飲料。&rdo;

&ldo;我常有那種衝動，&rdo;我說，&ldo;那又怎樣?&rdo;

&ldo;不怎麼樣。&rdo;他對著酒保那個方向點點頭。&ldo;談到衝動，&rdo;他說。

&ldo;嗯?&rdo;

&ldo;你覺得是怎樣的，黑人父親和越南母親?&rdo;

&ldo;差不多吧。&rdo;

&ldo;一個背井離鄉的寂寞美國大兵，一個年紀很輕卻擁有東方古老知識的女郎。你仔細聽我說，可以嗎?不過很有趣。你看到某個人長得如此有異國情調，覺得很特別，不過這只是你自己心裡在想罷了。&rdo;

&ldo;你現在懂得從兩種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雲了。&rdo;

&ldo;哦，去你的。&rdo;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