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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仍然耐心地說明，正是因為沒有了&ldo;直通車&rdo;，而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無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進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時期內，成立一個臨時的立法會。臨時立法會所做的準備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兩個並行的立法機構的問題。我希望，英方能夠面對這個現實。

我還強調，在香港回歸前餘下的400多天裡，雙方應多做實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煩。

裡夫金德在後來的往來信件中，還不時製造出一些麻煩，我也沒有一一回復。當然，雙方之間的合作也有比較令人高興的進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們在紐約會晤時，共同確認了中英聯絡小組所達成的關於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紀要，了結了香港回歸前的一樁大事。

錯估形勢

回顧香港回歸歷程，中英雙方由政制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ldo;直通車&rdo;安排的取消，最終走向完全的不合作，無疑是整個回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方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終未能如願。原因何在呢？

對此，輿論界有過種種說法。較為普遍的一種觀點，是強調彭定康的個人因素。雖然當時我們也有倫敦政府聽命於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還是應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待這段歷史。

1989年後，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ldo;民主化&rdo;程序，那時還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與基本法銜接。到了1992年，英方卻置雙方的協議和諒解於不顧，不同中方磋商，單方面提出&ldo;三違反&rdo;的政改方案，挑起公開爭論，並在立法局透過，從而最終破壞了回歸前後政制銜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變在香港問題上與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難說全是個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ldo;翻案&rdo;。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引發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了香港回歸的政權交接盛典。目睹著祖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國領土被外國佔領統治的歷史從此結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漫長過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都濃縮在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令人難忘的是，交接儀式的那天，終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乾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平靜中的澳門回歸

風平浪靜

如果說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是&ldo;風高浪急，波濤暗湧&rdo;，那麼，澳門的回歸，就可以用&ldo;風平浪靜，波瀾不興&rdo;來形容了。

中國和葡萄牙兩國就解決澳門回歸問題的談判過程相當順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一場革命。

1974年4月25日，統治了葡萄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政權被年輕軍官組成的&ldo;共和國救國委員會&rdo;推翻。這場政變被人們稱為&ldo;4&iddot;25&rdo;革命。革命後，新政府放棄了殖民主義政策，對葡屬殖民地實行&ldo;非殖民化&rdo;。先是讓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獨立。然後，於1975年底開始從澳門撤出軍隊，並在後來頒布的《澳門組織章程》中，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