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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顛簸，終於抵達博埃。我們下榻的&ldo;賓館&rdo;是一間用竹子和樹葉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圓頂茅屋。茅屋內，放著兩張簡陋的竹架床，牆壁既透風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當地婦女頭頂一桶冷水，放在門口，供來客使用。茅屋後面，挖了一個土坑，上面留了一個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廁所。

儘管幾比外交部竭盡全力，來賓的膳食需求仍然無法很好地滿足，好在我們早就準備了罐頭和餅乾。

9月25日，在鄰近的一間大一點的圓型茅屋裡，我向卡布拉爾主席正式遞交了國書。路易斯&iddot;卡布拉爾，我們又稱他為&ldo;小卡&rdo;，是前任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總書記阿米卡爾&iddot;卡布拉爾的同父異母兄弟。他們兄弟倆都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長在1973年被人暗殺了。20世紀60年代，我們支援幾佛獨立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並為其培訓了20多名幹部，這些人後來在黨政軍部門都擔任了要職。

在交談中，卡布拉爾主席一再對中國的支援表示感謝。他說：&ldo;我們的第一批幹部就是在中國培養的。在我們進行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吸取了中國的經驗，使我們戰勝了敵人。在戰爭結束後，我們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復我國的經濟，也需要吸取中國的經驗。&rdo;

在我遞交國書後不到一個月，幾比政府遷都比紹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時期的首府。12月16日，我再赴比紹市，就建館及提供水稻種植技術援助等問題同幾比方進行磋商。幾比領導人佩雷拉總書記、卡布拉爾主席和門德斯總理在會見我時，都對中國在幾比設館表示了熱烈歡迎，允諾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在最短時間內選擇館址，完成建館工作。

比紹市是一座相當歐化的消費型小城。市內的建築都是葡萄牙風格，房子不大，給人以小巧玲瓏的感覺。城市也不大，驅車觀賞街景半小時足矣。不過，各國大商行都在此設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歐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場。比紹市的經濟發展落後，文化設施簡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資啤酒飲料廠、一所中學、一家電影院、兩座醫院、幾家兼賣少量書刊的文具店。當時，葡萄牙大資本家相繼離去，資金大量外流。中小企業主勉強維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當時的印象是，振興經濟將是幾比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日後，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分別成為兩個獨立國家，幾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維德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後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後，幾比外交部為我們在比紹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處二層小樓，我們就將它作為了中國大使館。多明戈&iddot;拉莫斯是幾佛獨立黨的傑出戰士，曾任幾比東部地區加布軍區司令，在戰場上犧牲了。這條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杜爾總統的兩次會見

那時，作為駐幾內亞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兩國間的經濟合作。自建交以來，我國一直在援助幾內亞的經濟建設，一共有幾十個援助工程專案，包括人民宮、電臺、電影院、烈士陵園、茶廠、糖廠、捲菸廠、農具廠、榨油廠、水電站等，還派出了醫療隊。這些專案都是當地發展民族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論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設中的專案，大使館都要跟蹤關注。

當時，中幾兩國的關係非常友好，套用杜爾總統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兩國的天空始終晴朗無雲。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一點問題也沒有，非洲的事務自有其複雜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爾總統突然召見我，談了安哥拉問題。會見時，主要是杜爾總統談，談了將近一個小時。當時在座的還有貝阿沃吉總理及九名主要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