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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只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 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仍沒在&ldo;三大障礙&rdo;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係起著推動作用。

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羅波夫（1984年2月9日）、契爾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繼病逝。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他痛感蘇聯政府官僚主義泛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ldo;國情&rdo;，難以實行。他重病纏身，只當政了一年多。契爾年科上臺，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

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訊息傳來後，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是在中蘇高階接觸中斷多年後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旨在抓住時機做蘇方工作，試探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走向，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程序。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顧了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係從50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60年代末以後，這種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列日涅夫對中蘇關係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弔唁，就沒有點名。同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改善。這篇稿子作為黃華離開首都機場時對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同時外交部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駐蘇使館。黃華外長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離京時還有這樣一篇公開的談話。

這一次，黃華外長見到了蘇聯新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外長。中方強調要使兩國關係得到真實的改善，蘇聯必須在消除障礙方面採取實際步驟，先做一兩件事。而蘇方雖然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卻只強調雙方應先做出努力，促進經貿、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來往。看來，蘇聯新領導將繼續勃列日涅夫開始的改善兩國關係的勢頭，但還未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

隨後兩年內，我先後陪同萬裡副總理和李鵬副總理赴蘇聯參加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中方利用高層接觸機會再次做出努力,在談話中，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予以評價和支援，推動蘇方在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拿出實際行動。

在正式的各輪磋商中，中蘇雙方就像聾子對話，完全對不上。雖是相互扯皮，達不成任何共識，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義。首先是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更充分的瞭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雙方關係沒有更緊張下去。

總之，不斷扯皮比互不往來要好。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