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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資治通鑑》，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寫過這篇序文，於是跑去向陳瑩中興師問罪：“神宗皇帝怎麼可能寫這篇東西？”陳瑩中反問：“誰敢說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說：“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時寫的作文而已。”陳瑩問他：“你的意思是說：天子的聖人之學不是得自天性，還有少年、成人之分？”這回，林自真的沒脾氣了，回去悄悄告訴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學將印版束之高閣，從此不敢再提銷燬的事兒了。

蘇東坡的詩文恣肆汪洋，意境高遠。文人騷客們愛不釋手。崇寧、大觀年間，朝廷懸賞重金禁止他的詩文，最高時賞金達到八十萬錢。結果，反而使蘇東坡的詩文成了民間相互誇耀的寶貝。讀書人如果不能背誦蘇東坡的詩文，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會認為此人沒有品味，俗不可耐。在蘇東坡的家鄉四川，民間甚至流傳了一句諺語，說是：“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蘇東坡詩詞文章的讀書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與民間輿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們親屬子弟的命運則變得相當悲慘。崇寧年間，徽宗多次下詔，凡元祐黨子弟，不管有無官職，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準擅自到京師來，不準在京師及京師府界任職；後來又規定，宗室子弟不得與黨人子弟聯姻，已訂婚尚未舉行婚禮的，必須解除婚約；黨人五服之內的親屬，均不得擔任近衛官職。知情不報者處斬。此外，在科舉考試和官吏錄用晉級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視性的規定與作法。

蔡京輔佐宋徽宗出爾反爾的第二個輕佻舉措，則是分門別類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勵下，上書言事的人們。

徽宗初政時，曾經鼓勵、號召天下人暢所欲言地品評朝政。結果，僅僅一年多一點時間，同樣言猶在耳、墨跡未乾，徽宗皇帝便盡反前言，將所有奏章和上書交給蔡京父子、門客強浚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錯的學者葉夢得，由這個五人小組根據上述文書中的內容與詞句，決定如何處置這些上書言事者。

這五人“同己為正，異己為邪”，凡是與蔡京有過節的人，幾乎一網打盡地被列進了“邪”字榜中。以此為發端，從此形成北宋末年的黨人之禍。

在涉及到治國方略的重大事務上，徽宗皇帝的表現既輕佻又不浪漫，這種做法所傷害的遠遠不僅僅是上述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們有理由在這種缺少道德信念支援的變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與令人畏懼。在這兩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中，蔡京差不多將自己的敵人和潛在敵人清除殆盡。事實上，此後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時已經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就這樣，大宋帝國的元首幾乎是以滑著舞步般的輕鬆與浪漫，處理著軍國大事。此後，這種特點一再顯現：在治理國家的方針大計上，缺少堅定的信念，寡謀善變，投機取巧，特別典型地表現了徽宗皇帝的輕佻。

如果說皇帝在對待元祐黨人的政治立場上劇烈轉變是一種政治輕佻，在治罪上書言事者上翻雲覆雨是一種人格輕佻的話，那麼，在他改變對上述兩類人的懲治時，所表現的則是一種讓人根本無法界定的輕佻。

按理說，改變對這兩種人的錯誤懲治，應該是很受歡迎的舉動。可是，徽宗皇帝在這樣做時，卻使人絲毫感覺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對國家的前途更加沮喪與絕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與徽宗皇帝篤通道教有密切關係。到了宋徽宗的時代，對道教的尊崇達到了一個高潮。中國歷史上可能還沒有哪一代帝王能夠像徽宗這樣崇通道教，以至於到了最後，他給自己的稱號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怪，與他的先祖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是端王時，就曾經有一個道士預言：“吉人當繼大統”。吉人合起來，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