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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利都‘上繳’了進而一切聽從別人的安排？”（《劉心武論》，《文藝理論研究》1987年第4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77《班主任》（4）

謝惠敏作為一個“典型形象”的誕生，頗具耐人尋味的戲劇性。劉心武寫《班主任》，本意主要是為塑造歌頌張老師這個“抓綱治國”的英雄人物，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幫”給祖國下一代造成的“內傷”，由此寫出了宋寶琦和謝惠敏兩種不同型別的受害者。據劉心武自己介紹：宋寶琦這個人物形象在讀者中產生共鳴，是他預先估計到的，而謝惠敏在讀者中產生更大的共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對有人主動寫信來承認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謝惠敏，這一點我事先估計不足。而事實上來信承認自己是謝惠敏的讀者，竟比承認自己是宋寶琦的多幾倍！”（《生活對創造者說：走這條路》，《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這說明劉心武對謝惠敏這個人物形象缺乏足夠的認識，在尚未認清其價值的情況下匆匆寫進作品。

據劉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開的一次揭批“四人邦”的座談會上，他發言談到：“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愚民政策在中學生中造成兩種精神畸形兒，一種是小流氓，問題暴露在外，比較容易引起人們注意，另一種當著小幹部，被認為是標準的好學生，不大容易發現，發現了不大容易受重視，後者如果不轉變，惡性發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壞性。這些內容構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說中的宋寶琦和謝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寫到謝惠敏的時候，作者頗為躊躇：“生活中有相當數量的宋寶琦，這一點廣大讀者是深有體會的，把這樣的形象寫入作品，雖然擔著一定的風險，多數讀者恐怕還是能夠接受的；而生活中還有不少的謝惠敏，這一點究竟有多少讀者能夠承認呢？把謝惠敏這樣出生在勞動人民家庭的團幹部，寫成被‘四人幫’造成‘內傷’的狀態，會不會被扣上‘汙衊’‘醜化’的大帽子呢？會不會被認為是搞‘暴露文學’？”為此，劉心武兩次翻閱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覆驗證，確認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幫”在人民中遺留下的惡劣影響，才放心地寫下去。（《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光明日報》1978年10月3日）

將謝惠敏這樣的精神畸形兒僅僅視為“四人幫”毒害的產物，是一種淺層次的看法，反映出劉心武認知的侷限。儘管如此，謝惠敏作為一個文學形象隱含著深刻的內涵，惟其如此，在閱讀過程中其意義被源源不斷地闡發出來。劉再復說過一句令人悚然的話：“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上積澱著一種謝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從這個意義上說，謝惠敏這個形象並不是劉心武一個人創造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典型是千萬個受到震動的讀者選擇出來，並由當時的評論家們協同創造出來的。”（曾鎮南《劉心武論》，《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3期）

劉心武的文學創作不以思想深刻見長，其過人之處，在靈敏和聰明。劉心武寫過一篇妙文，將這種聰明和盤托出，其中這樣寫道：“我寫《班主任》，構思了好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繞了好久。最初，我腦中形成了宋寶琦的形象。然而那時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四人幫’造成了宋寶琦這一類的畸形兒，倘若急於提筆來寫，那麼難免與別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腦子裡繼續繞，也就是往深處思考，這樣就逐漸凸現了謝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這個形象以後，我才動筆寫那篇小說。結果讀者讀那篇小說時，本以為出現了團支部書記形象，是一個以前已經見識過的幫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沒想到小說寫到後面，卻繞過了他所熟識的形象和猜想，展現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謝惠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更令人焦慮的畸形兒！”（《繞》，《花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