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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卻始終感到沒有實現這個“心約”。他在《關於的通訊》中對郭沫若說：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淺了”，“越是讀席勒，看席勒，越覺得他的藝術趕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漢隨團去莫斯科藝術劇院看達拉所娃演席勒的《瑪利·斯丟瓦特》，使田漢感到這位德國劇作家的偉大藝術“還以很大的力量震撼著我們，他的處理鬥爭、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們學習”。而國內掀起的大躍進運動更使田漢豪情滿懷，躍躍欲試。為了實現自己青年時代的願望——成為席勒一樣的作家，田漢決意恢復“荒疏已久”的創作生活。

《關漢卿》的創作與紀念關漢卿的活動有直接關係。1958年，世界和平大會把關漢卿定為世界文化名人，決定當年6月為這位大戲劇家舉行創作活動700週年紀念會。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也是戲劇界的驕傲。身為劇協主席的田漢聽到這個訊息更是激動，因為關漢卿是他景仰的作家。從這年的1月份起，田漢便著手準備在紀念關漢卿大會上的報告，集中閱讀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選》、《馬可·波羅行紀》、《錄鬼簿》　、《中國通史》、《關漢卿戲曲集》等資料，認真研究了關漢卿的劇作，尤其是《竇娥冤》。田漢感到，關漢卿處在那樣黑暗的年代，卻敢於寫竇娥這樣反抗性十分強烈的女子，實在難能可貴。單從竇娥的唱詞中，就可以看到關漢卿“確是個不屈不撓地戰鬥的戲劇家，是個愛憎分明、感情強烈而憤怒的戲劇家。無論讀他的悲劇或是喜劇，都能聽到他對元代統治者和黑暗勢力撞擊的鐵石聲”（《田漢創作側記》）。關漢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說他“是個蒸不爛煮不熟錘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田漢認為關漢卿確實“是個鐵漢子”，“他那無畏的戰鬥精神，真正達到了奮不顧身的地步”。在中國劇協召開的《關漢卿學術研究座談會》上，田漢作了專題報告，對關漢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關漢卿是中國現實主義戲劇文學傳統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很好的範例”。報告中號召戲劇工作者向關漢卿學習　，“踏著關漢卿的巨大足跡前進”（《偉大的元代戲劇戰士關漢卿》，《戲劇報》1958年第12期）。對關漢卿的欽佩，使田漢充滿了創作的激情，　遂即萌發了要給關漢卿“寫個戲”的願望。

1958《關漢卿》（4）

《關漢卿》的創作體現了田漢“為民請命”的創作思想。1956年，田漢曾寫過兩篇文章——《必須切實關心並改善藝人的生活》和《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在戲劇界引起很大反響，同時也成了田漢“右傾”思想的“證明”。有人說田漢站到了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認為他的“為民請命”是“收買人心”。他們說，藝人應該由黨來管，餓死了不用你管。說田漢“收買人心”是與黨爭奪領導權。1957年6月，中國劇協開始內部整風，田漢便成了內部批判的物件，在“反右”運動中險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漢的心裡並不認為自己“為民請命”的思想是錯的，所以他在《關漢卿》中仍然在表現關漢卿的“為民請命”。

田漢創作《關漢卿》，從1958年３月初開始構思到寫出初稿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時間雖短，花費的氣力卻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書上對關漢卿生平事蹟的記述非常少。在《錄鬼簿》這樣記錄當時劇界名人的著作中，關於關漢卿的記述也不過寥寥幾筆，只說他是“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己齋叟”。《析津志》說關漢卿“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為一時之冠”。此外，就只有他的雜劇與散曲。僅就這如此少的材料創作劇本是比較困難的，但田漢不灰心。他認真研讀、考證史料，梳理各種人物關係。為了弄清元朝的政治背景，如政治制度、階級關係、文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