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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事情並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記裡，有一筆非常耐人尋味的有趣記述。2月19日他寫道：

1956《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3）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們傳達主席的指示，他實已中氣不足，傳達得也不夠鮮明有力，對反官僚主義，他是太顧忌了。

這一段，每個字都值得體味。“對反官僚主義，他是太顧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的表現是一種縮影，亦即，儘管毛澤東明確表了態，下面各有關方面主管負責人內心仍未打消疑慮。他們跟《文藝學習》的普通編輯不同，不會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們處在較上層，對“規則”的熟悉和了解遠為充分、深入。他們肩負的職責，也非一般幹部可比，不會從一時一地一事出發，而勢必以更全域性的目光看問題，這種目光使得他們從更多角度、運用更多參照系來權衡每一件事。

文藝界高層領導沒有一個頭腦發熱。固然，他們認真落實毛澤東的指示，比如，毛澤東對《人民文學》修改小說原稿大發雷霆，他們就毫不客氣地追究編輯部的責任，並佈置在會上“勿談編輯甘苦，只談檢討”，“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見，好像編輯部真的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關口”（秦兆陽《情況說明》，寫於1958年，改於1978年，未發表）。但除此之外，他們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對作品《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謹慎，在觀點上始終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評論《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作者參加毛澤東召見之後寫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改題《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說》，其中，有肯定的話，也有“挑剔”的話。肯定的話，基本是重複、轉述毛澤東頤年堂談話的意思；“挑剔”的話，則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認為主人公林震具有“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孤芳自賞的情緒”，而小說對此“抱著同情和欣賞的態度”，至於作者，他的問題是雖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極事物，可是他卻沒找到能夠戰勝這種消極事物的真正的積極力量”。據說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那個“總的認為這小說是有毒素的”的會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人士之一（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南方文壇》2006年第2期），現在，他如果全都轉到“肯定”方面，當然很難。但是，恐怕這裡主要不是一個面子問題。郭小川的情況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黨組會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對小說的否定。頤年堂召見後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來跟他談了連夜趕出來的《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下午4時至6時，郭小川自己也寫出一篇大約意在表態的短文，題為《香花與毒草》；他說：“寫得詞不達意。”——看看這題目，再品味一番“詞不達意”這幾個字，可以想見郭小川腹內的“難色”。當晚8時，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會兒，日記說：“心情極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於這個工作，互相影響，弄得異常煩惱。痛苦得很。”不安、煩惱、痛苦，歸結起來就是四字個：左右為難。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鳴放”期間，中國作協同志在會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說”，對此，郭小川做出的反應是：

在我結束會議時，我就明白地說，我曾經是否定的。“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而且我根本不認為有什麼多少錯誤。（日記，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感到，說出這種話的人，對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儘管毛澤東那樣不同尋常地顯示了對王蒙的“迴護”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內心有一種“不為所動”的堅定，拒絕認為“否定”《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什麼多少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