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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荷蘭友人讓·英根豪茲寫信來告訴富蘭克林說，他在得知訊息後十分難過。富蘭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請相信，我沒有做什麼不正當的事，我之所為與人之榮譽和對我王及我國的職責是完全相符的。這一點必將大白於天下，正如它們現在就已為此間瞭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樣。我發現在此時此刻，我並沒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確失去了一點他們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點東西，但沒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確，韋德伯恩代表英國當局對富蘭克林的攻訐和辱罵並沒有使富蘭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聽讀會上，富蘭克林在旁聽席上的朋友們已經對它憤憤不平，柏克認為韋德伯恩的攻擊簡直是“不著邊際”，舍爾伯恩稱之為“粗野下流的罵街”，普利斯特里則氣憤之極，後來在接待室裡當韋德伯恩走過去想和他搭訕時，他立即轉身走開了。希普利在這一年裡所寫的《早已想說的話》中批評政府對麻薩諸塞的政策，讚揚“北美是世界上僅存的自由的獨一無二的偉大捍衛者”。

在美洲，由於富蘭克林的副手和預定的繼任者阿瑟·李急於佔據這一職位，對於富蘭克林年復一年地留任頗為不滿，甚至寫信告訴波士頓方面說富蘭克林頗受英國大臣（甚至包括希爾斯伯羅在內）的影響，得到麻薩諸塞激進派的應和——他們早已認為富蘭克林的立場和鬥爭方法太過溫和。但關於1月29日聽讀會的訊息傳到麻薩諸塞，所有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蘭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敵對者的謾罵攻訐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職後的富蘭克林寫信告訴麻薩諸塞人說，他可能對他們已無實際用處，但他願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國、義大利期間仍留在倫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議會在倫敦的事務。

★最後的忍辱負重

1774年，英國當局在絕不準備讓步的前提下，面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頒佈了五項高壓政策的法令，以報復傾茶行動，加強鎮壓。這5項法令是：封閉波士頓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頓人民償付被毀茶葉的價款前，斷絕波士頓的對外通商；取消麻薩諸塞自治的條例，即取消麻薩諸塞地方憲法，改組其政治機構，州參議院議員、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長任命；新駐營條例，擴大了1765年駐營條例規定的英國駐軍的居住許可權，規定英軍可在一切旅館、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築物自由駐紮；司法權條例，規定英國官吏如犯罪，須送到英國或英屬加拿大東部的諾法斯科西亞審判；魁北克條例，將俄亥俄河以北、賓夕法尼亞以西原為殖民地邊疆的廣大地區劃歸英王直轄殖民地魁北克。

這5項法令將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滿和憤怒激到了最高點，那裡的人民稱之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議運動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紛紛支援在英軍圍困下瀕於絕境的波士頓人民；6月，塞繆爾·亞當斯起草公約，號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貨，各地紛紛響應；1772—1774年，從麻薩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後建立起已經演變為反英鬥爭的革命組織的通訊委員會；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議會派出代表在費城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共商反英鬥爭的大計。會上，北美殖民地獨立的主張提出來了。

遠在英國的富蘭克林，始終心繫自己的祖國——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場還沒有轉到用革命來最後解決英國對殖民地的鎮壓、剝削上來。此時的他已對英國內閣甚至英王不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