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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ger　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麼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唯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道路終於找到了（3）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範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麼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里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建立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裡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