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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或談世俗，不一而足，蔚為大觀。

古典小說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俗，因通俗而重人，重故事。金聖嘆評水滸，“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寫至巔處，光“粗魯”一詞，魯智深是性急菩提心，史進是少年任氣，李逵是蠻不知世事艱辛，武松是豪而不受道理羈束，阮小七是悲憤無說處，焦挺是氣質不好。

人物第一。

提起四大名著，人們下意識的第一反應不是它講了什麼故事，而是它講了一些什麼樣的人，張飛豹頭環眼，關羽面如重棗，諸葛亮羽扇綸巾，劉備動不動如喪考妣，籍此，人們得以印證悲歡離合生死愛恨。於是，你方唱罷我登臺，一眾京劇臉譜忠奸智愚善良殘暴一目瞭然，人們不需要思考，就能非常容易地接受這些能夠寄託某種理想的符號。這些符號還代表了一種性格，一種人生，就若一塊燒至通紅的烙鐵，燙在肌膚上，噗嘰直響，然後熱氣鑽入血管，沿千百萬根神經往百合｜穴處奔，怦然一炸，光線旋轉，於是賽張飛，於是小諸葛，於是縱然萬刃加身血肉分離，也不能把這烙印從中國人的身上抹去了。

古典小說的偉大處不容置疑，幾千年的沉澱讓它們成為現代文學仍無法仰視的巔峰，但畢竟失之於簡單，戲劇化，且多半“喘”，鳳頭、豹肚、蛇尾，《水滸傳》七十回後是垃圾，《紅樓夢》高鄂所續為垃圾，《三國演義》三分天下後是垃圾，《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完天宮後還是垃圾。人物形象雖鮮明，卻皆由“過去”疊起，一塊塊若積木面目森然，不會平空消失或出現，行為由因果牽動，如長江之水由西向東，從高至低。人物一律得合理，符合日常生活的邏輯，荒誕是不可思議的。必須由線性的因果關係推動性格形成與情節前進，一切果皆由因，一切因必種果。若用句不客氣的話說，他們只是一群由因果律擺佈的牽線木偶。他們最後完全獨立於作者之外，作者不能忽然跑出來指手劃腳唾沫四濺。至於承載他們的故事，雖有趣、好看，煽情，消閒，但決不會出現通篇的灰暗壓抑沒有一絲光亮，而個人以為，絕望的灰色恰恰是人生的實質，這應為古典小說其陋的最甚處，它們缺乏悲劇意識，缺乏宗教救贖意識，而這二者才是小說的靈魂所在，無此，再機智的小說也是山間竹筍；無此，再厚重的小說也是一場鬧劇。一連串閃光的人名固然撐直古典小說的脊樑，但成也蕭何，改也蕭何，在現代化的今天，人是扁平的，也是立體的，人是豐滿的，也是乾癟的，人性常在微弱不可言說處行走。古典小說的寫作技法不足以刻畫這些互相矛盾的感覺，它無法同時把冷與熱的感覺傳遞給讀者，它還是複製世界，解釋世界，未臻於我曾經說過的小說的第三個層次“創造世界”。

近代小說是古典小說向現代小說轉折的一個間隙，其文學成就遠高於當代小說，甚至現代小說。以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沈從文的《邊城》，老舍的《駱駝祥子》，錢鍾書的《圍城》，張愛鈴的《金鎖記》為代表。這幾篇文章就有志寫作者而言，不可不讀。關於他們，話題談論得太多，不復贅述。不過，有件趣事不妨提提，前些日子看電視，“東方大講論”，上海電視臺辦的，一個教授發言，“家、春、秋，為什麼好？因為它們都是巴金先生在最年富力強時候寫的。”唉，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混賬邏輯，真佩服其人的厚顏無恥。坦率說，激流三部曲也就中下水準，可讀可不讀，若抽出其中的“我控訴”之所謂的思想高度，單就小說而言，並不成功，主人公動不動就髮長篇抒情，簡直讓人掉雞皮疙瘩嘛。應該說，近代小說有國學淵厚之源，得西風日漸之益，並有時局崩壞之摧肝裂膽，確實出了不少至今仍令寫作者汗顏的大作，但語言是其大毛病，不夠自然，半文半白，行文生澀，並時伴有大串的歐式句子，常煮成夾生飯。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