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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少數能量很大的激進學生在學校裡的活動就特別引人注目。五四之後，北大的學生中，有兩種思潮影響最大：一是無政府主義，一是馬克思主義。

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學生主要聚集在《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周圍，從1919年冬天到1920年春天，曾展開了關於教育革命的討論，發表了一批文章，集中批判權力主義，批評北大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學府”，批判北大正規的畢業制度、考試製度，以至批判學校要收學生住宿費等等。這些文章反映了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同時也是對前述校方體制化努力的一個抵制和反抗。

這裡可以講一個小故事。當時北大哲學系二年級有一個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叫朱謙之。他認為考試是對學生的一種束縛，提出要“罷考”。學生大概十之###都是厭惡考試的，因此有很多人支援他，或者暗地表示同情，事情鬧得很大。最後還是總務長蔣夢麟出來說話，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如果不要學分，可以不考，如果要學分就必須參加考試。”於是，朱謙之宣佈“我只要聽課，不要學分”，自然也就不必考試了。朱謙之還寫了一篇文章，從反對學校的制度，進一步發展到鼓吹“反智主義”。他說，知識是一種“贓物”，本身就是知識私有制度產生的“罪惡”，因此要廢止知識私有制的最好辦法就是“取消知識”，而“知識的所有者，無論為何形式，都不過盜賊罷了”。朱謙之：《教育上的反智主義》，文載1921年5月19日《京報》副刊《青年之友》。有意思的是，朱謙之的這番根本否認知識與知識分子的高論引起了魯迅的注意，寫了一篇雜文叫《智識即罪惡》，予以反駁。最近有人研究，認為這其實是一篇小說，是“沒有編進《吶喊》的魯迅小說”胡尹強：《〈智識即罪惡〉：沒有編進〈吶喊〉的魯迅小說》，《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2期。，自然也無妨這樣說，文章確實講了一個虛構的故事：“我”本來是一個給小酒館打雜，混一口安穩飯吃的人，不幸識得幾個字，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居然想到北京來求學，以增長點智識。突然聽“虛無哲學家”說智識是有罪的，還沒有來得及逃回去，半夜就被“活無常”與“死有分”帶到地獄裡去了。一看那個閻羅王，就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富豪不由分說就把“我”推下地獄。地獄裡滿是拌著桐油的豆子，“我”一下去就打滾，還看到無數人在打滾，都是知識分子。其中一個還氣喘吁吁地對“我”說：“你在陽間的時候，怎麼不昏一點？”一昏就沒有罪惡了……《智識即罪惡》，《魯迅全集》卷1，頁389—391。這故事自然是充滿暗示性的：所謂“反智主義”無非是“朱朗翁”這類統治者的愚民政策。——當然，魯迅可能考慮到作者還是個學生，就筆下留情，只編個小故事嘲弄一下就完了。但魯迅自己還是很認真的：直到1927年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中，還在批評這類“知識就彷彿是罪惡”、“要打倒知識階級”的論調。《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卷8，頁223。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8）

還有相當一部分激進學生走向了馬克思主義。這本也與蔡元培有關：北大學生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是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積極實踐者。他們組織平民演講團，走到北京的郊區，跟農民有所接觸，由“走向民間”而最後走向馬克思主義。但也就和蔡元培“回到圖書館”的學院化、體制化的指導思想相牴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