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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志選注》的《前言》中，就說“諸葛亮徵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而且明確指出七擒孟獲“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實”。何茲全先生的《三國史》，也用《三國志》之《李恢傳》、《馬忠傳》、《張嶷傳》中的大量材料，證明諸葛亮北還後，南中的叛亂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所以，後來曹魏大兵壓境，劉禪打算逃往南中，譙周就說去不得。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南方遠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來的（兵勢逼之），並不可靠。而且，他們臣服之後，反倒要多交賦稅，就更是心懷不滿，甚至充滿仇恨（以為愁怨），因此隨時都可能暴亂（見《三國志·譙周傳》）。看來諸葛亮的“攻心”，並沒有達到“反側自消”的效果。這個未必成功的事例，怎麼能用來勸諫岑春煊？

然而諸葛亮進行的戰爭，除了南征，就是北戰。所謂“從古知兵非好戰”，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實講通這一點並不難，只要弄清楚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說過，諸葛亮的北伐，其實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條，我在《品三國》（下）的《以攻為守》一集講過，即：曹魏非速亡之國，益州非進取之地，諸葛非將略之才。這三條，至少前兩條，諸葛亮應該是心中有數的。何況《隆中對》說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復興漢室，一要天下有變，二要兩路出兵。現在，天下無變而荊州已失，豈是可以北伐滅魏的時候？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如此，諸葛亮為什麼還要鍥而不捨地進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師表》。《出師表》一開始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是實話。也就是說，諸葛亮出師北伐，是因為蜀漢政權受到了威脅。那麼，威脅來自何方？來自孫吳嗎？不是。諸葛亮執政後，吳蜀盟好已經恢復，雙方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來自曹魏嗎？也不是。赤壁之戰後，曹魏從來就沒主動攻打過劉、蜀。反倒是，劉備攻漢中，關羽圍襄樊，孔明出祁山，屢屢挑釁。所以，這筆賬也不能算在曹魏頭上。曹魏不進攻，孫吳沒威脅，所謂蜀漢政權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種可能──他們內部出了問題。套用孔子的一句話說，就是吾恐諸葛之憂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實際上我在《以攻為守》一集已經講過，諸葛亮的堅持北伐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理想必須實現”，二是“小國更要圖強”，三是“安內必先攘外”。因為無論是轉移注意力，還是加強凝聚力，戰爭都是最好的手段。一個國家，如果處於戰爭狀態，管理和治理起來就順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鎮壓反對派，也便當得多。想當年，執掌魯國國政的大夫季孫，就曾經因此而準備進攻魯國的附庸顓臾，所以孔子才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季氏》）。不過諸葛亮和季孫氏的情況並不相同。季孫攻顓臾是以強凌弱，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強。季孫之憂在魯君，故曰“蕭牆之內”；諸葛之憂則不在劉禪，故曰“成都城中”。那麼，讓諸葛亮感到憂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三　誰有“反側之心”（1）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蜀漢政權的內部結構。

我在《品三國》（下）多次說過，劉備、諸葛亮建立的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勢力組成的。第一種是“本土勢力”，包括原仕洛陽的益州官僚和仕於益州的本土豪強，我們統稱之為“益州集團”。第二種是“劉璋舊部”，包括追隨劉焉父子入蜀的和後來投靠劉璋的，我們統稱之為“東州集團”。第三種是“劉備親信”，包括劉備的骨幹（如關羽、張飛）和後來投靠劉備的（如馬超），我們統稱之為“荊州集團”。這三股力量，由於有先來後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