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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崗位數量卻相對較少。為了解決這些難題，當時主要採取了兩種辦法。一種是“實行合理的低工資，儘量使大家都有飯吃，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意思”。這種辦法實際上是將顯形失業轉化成隱形失業。另一種辦法是採取反城市化的舉措，將城市大量新增的勞動力遷往農村，也就是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儘管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是一種反城市化的舉動，是同現代化趨勢相左的，但在當時卻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解決了城市大量失業勞動力的問題，又在某種形式上縮小了“三大差別”，實現了平均主義式的理想。　txt小說上傳分享

從平均到公正：中國社會政策的演進（7）

由於包含了過多的平均主義成分，使得當時的社會政策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從一定意義上講，始料不及的是，本意是要消除舊有的社會不公現象，卻造成了一種新的社會不公現象。當時的社會政策儘管試圖消滅剝削，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是在鼓勵另一種型別的剝削，即能力相對較弱者對於能力相對較強者、貢獻較小者對貢獻較大者的剝削。顯然，這是從另一個方面嚴重地違背了現代公正的基本規則。另外值得人們注意的是，當時的社會政策由於過於強調生活狀態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因而難免壓抑了社會成員個性化的發展，限制了社會成員發展的潛能，從而進一步嚴重抑制了社會發展的活力，嚴重降低了經濟發展的效率。“首先，這種制度最初的基金只是來源於稅收與企業的收入，工人們並不關心社會保障的成本，從而造成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變形。第二，壓在企業身上的津貼給付的財政負擔和行政負擔阻礙了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在現代經濟中的競爭力的提高。”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之所以缺乏效率、缺乏可持續性，一個重要的癥結便在於此。

（二）對民眾基本權利的重視甚於對民眾基本生活質量需求的保障

相對而言，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政策對民眾基本權利的重視程度明顯超過對民眾基本生活質量需求保障的重視程度，兩者形成了較為明顯的對比。在涉及到民眾基本權利的社會政策方面的政策力度較大，內容比較豐富，輿論宣傳的聲勢也很大，況且還有相應的專門機構，如工會、共青團、婦女聯合會、農民協會等組織予以組織實施。正因為如此，這一時期中國有關民眾基本權利方面的社會政策能夠取得比較明顯的成就。而這一時期中國有關民眾基本生活質量需求方面的社會政策就總體而言則顯得力度不夠，涉及面不寬，聲勢不大。表現在：其一，涉及人民生活方面的資金投入比重過小。例如，在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的勞保福利費用總額相當於工資總額的比重呈歷年下降的趨勢，1953年為，1955年為，1960年為，1965年為，1970年為，1975年為。其二，實行消極的收入政策。這一時期實行的是低工資政策。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職工工資增長幅度極為緩慢，幾乎處在一種停滯的狀態。如果按可比價格計算，全部職工平均工資指數以1952年為100，到1977年該指數僅僅上升至。其三，相關社會政策的內容十分簡單。這一時期同民眾基本生活質量需求方面相關的社會政策一般只限於社會救助、勞動保險、工資、戶籍制度、生存性物品供應等，而像優生保健法、公益事業法、資源和環境保護法、職業訓練法、國民住宅條例、義務教育法等法規均付之闕如。如果從社會政策的型別著眼，這一時期同民眾基本生活質量需求方面相關的社會政策只是屬於“生存型的社會政策”，遠遠不是“發展型的社會政策”。

之所以會出現對民眾基本權利的重視甚於對民眾基本需求的保障這種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一，勞動大眾基本權利高於一切的普遍觀念。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正是為了獲得民族獨立、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