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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要求似乎更加迫切一些。為此，孫中山先生在當年提出了“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政治發展議程，其背後的邏輯就是：首先要透過強制力確立國家的權力中心，並形成發展的基本秩序，進而透過政黨的力量來整合和教化民眾，推動社會的*化和現代化建設，最終達成憲政*。辛亥革命開啟的*共和一直無法使國家得以成長的事實，使孫中山先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重建國家政治權力中心並保持其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國*共和與國家建設得以實質性推動的關鍵所在。孫中山將其所領導的革命和*共和實踐與蘇俄的革命進行比較後認為，他的革命和國家建設之所以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功，教訓有二：其一，革命黨不強，沒有蘇俄那樣有組織、有力量、有理想的政黨，為此要改造國民黨；其二，沒有革命軍，沒有能夠為政黨的目標而奮鬥的革命軍，為此要建革命軍。國民黨的改組和黃埔軍校的建立，是孫中山晚年為中國革命和建設量身定做的政治傑作。他留下的這份政治遺產，不僅開啟了北伐的征程，而且也使*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因為它奠定了*建設中的黨政軍的基本體制，以及以政黨和軍隊為核心的國家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然而，在此後的實踐中，國民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由於自身的分裂和*，沒有對中國的革命和國家建設形成有效的政治支撐。政治的無能和腐朽，不僅使國家的現代化成長受挫，而且也使孫中山先生親手創立的政黨和軍隊走向徹底衰敗。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掌握國家政權，開啟了新一輪國家建設。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戰爭勝利後，它也就自然成為國家建設的決定因素。黨奠定了新中國的基本制度體系，恢復了在長期戰爭中停止下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重新組織了社會，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實踐。在這個過程中，黨的組織以及黨所掌握的國家權力成為黨創造新社會、新國家的決定力量。中國傳統社會所形成的社會發展取決於國家權力作為的治理結構，在這裡以新的形式再度展現出來。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恢復和發展，再一次證明了這個治理結構對中國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基於這樣的治理結構所全面啟動的“大躍進”，由於違背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和中國發展的實際國情，在進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就遇到嚴重挫折。“大躍進”的挫折誘發了政治上的危機。危機一方面使政治開始脫離經濟與社會的要求，步入了“唯政治”的政治建設道路；另一方面危機所引發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問題在“唯政治”的作用下，都逐漸轉化為政治問題，從而最終導致“*”，而“*”對現有體制的全面衝擊，使整個政治體系失效。顯然，危機所引發的這兩方面後果，使原先能夠有效作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黨和國家體制以及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逐漸失效，並陷入危機。“*”的結果說明，這種危機不但無法促進國家建設和發展，相反，使國家陷入崩潰的邊緣。　txt小說上傳分享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7）

可以這樣說，自清末以來，不論是在傳統的帝國體制下，還是在*制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度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危機，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源於政治的危機與失效，而擺脫危機的最重要前提，就是重塑國家的權威力量和領導核心。所以，“*”結束後，為了徹底結束國家的混亂局面，重新推動國家的建設和成長，在*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透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新確立起黨對社會的全面領導，重新增強國家政權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使失效的政治重新獲得對經濟與社會的保障和推動作用。面對中國30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國家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有效作用。這30年的發展事實再次證明：政治對經濟和社會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