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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自由則意味著對社會成員的個體差異包括有所差異的個人自主選擇、個人秉賦、個人能力和貢獻等的尊重和保護。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社會，作為一種基本的價值取向，平等和自由體現在社會基本制度的安排方面。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序和市場經濟建設過程，必定意味著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的程度在不斷提高。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的具體狀況，反映了各個社會群體相互間具體的互動方式，反映了社會分層體系的具體狀況，也反映了這個社會的制度安排所允許、所容納的社會成員利益結構改善的空間餘地。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3）

需要說明的是，平等和自由這兩者密切相關，難以分割。兩者必須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方能使社會保持著一種合理、公正的狀態；否則，便會造成畸形化的狀態。如果只是從其中的一個方面來判斷社會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則勢必會走入以偏概全的誤區。比如，有的學者採用當時美國社會學界公認的社會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亦即從階級分化、結果不平等、機會不平等這樣三個維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分層體系，從而得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分層體系較之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分層體系具有合理性的片面結論。

由於平等和自由不可能總是處在一種平衡、協調的狀態，這就對一個社會產生了十分複雜的影響。具體到中國社會尤其是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平等和自由之間關係的具體狀況，成為影響中國階層結構化過程中的重要變數。這個變數在很大程度上規定或影響著中國社會分層體系的具體狀況和基本趨向。

自建國以來，隨著時代條件的急劇變化，平等和自由在中國社會也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過程，表現出某種十分明顯的畸輕畸重的情狀。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初步獲得了平等，但同時卻在不小的程度上喪失了自由；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人們初步獲得了自由，但同時卻在不小的程度上喪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畸輕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十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社會透過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高強度的社會動員等多種十分有效的方式，透過國家全面壟斷社會經濟資源並實施再分配，從而實現了大面積的社會平等：以往階級之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被消除，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力量，占人口1/2的女性獲得瞭解放，大眾教育迅速普及，等等。這種平等曾經對中國社會產生過巨大的積極影響。但是，由於當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並且階級鬥爭理論成為主導性的、絕對的意識形態，所以，這就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成員作為個體人的自由，同時也使得平等逐漸地喪失應有之義。具體來說，這至少造成了兩個十分有害的結果。一個結果是嚴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權幾乎得到無休止的擴張，個體人必須依附於某個單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擁有自我選擇的空間，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動的權利；況且，從當時的階級分析理論出發，顯然是階級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只不過是階級的附屬物，所以，在涉及到國家、集體同個人的關係問題時，毫無疑問的是前者對於後者的絕對優先位置，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最小化的利益，也可以犧牲後者最大化的利益。另一個結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級制。計劃經濟體制透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分為兩個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顯差別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於當時階級分析理論，則形成了以個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為依據的先賦性的階級身份系列，這種不平等的階級身份系列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