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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實現中心目標的主要障礙設定為某個或某些國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設定為單純地改善國家關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是戰略方向和對外宣示，推進建設和諧世界是一種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項可以操作的國際戰略。正像中央外辦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樣，在國際戰略的課題研究上，應當“儘可能以國家對外應該怎麼做而不僅是怎麼說為重點，回答一個快速興起國家的國際戰略應該回答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

我的理解，是在確定國際戰略目標方面，關於“怎麼說”的對外宣示問題雖然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但亟待研究的重點，要放在“怎麼做”上，即探討達到目標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是什麼。毛澤東在談到任務和手段的關係問題時，曾做過一個精彩的比喻：“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和諧世界”等許多目標都在彼岸。我們研究者論證“過河”到達彼岸的重大意義，花的功夫很多，但是“橋和船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好。

服務於中國國際戰略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當務之急似應是解決“橋和船的問題”，尤其是加強對外經濟戰略、能源戰略、環保政策等功能性問題研究領域，把傳統的國家關係研究同越來越緊迫的功能性問題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在中美關係研究中，那種“是敵還是友”的戰略定位問題已經沒有多大實際政策意義。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幣匯率、相互投資、貿易摩擦、軍事互信、危機管理、氣候變化等影響中美關係的現實問題，戰略問題就無從談起。

中國的國際戰略研究需要擺脫西方“話語霸權”的窠臼，創造出“中國概念”和“中國話語”。中國學者發出這種呼籲，已經至少有20年了，為什麼思想庫和高等學府中的“中國話語”仍嫌太少？究其原因，我主要想到了兩點。一是研究者對本國國情瞭解不夠，特別是對於國家對外關係中的現實問題和現實需要，仍然處於若明若暗的階段，更很少有針對性地進行國內外實地考察。近年來，一些政府部門加強了同專家學者的聯絡和溝通，大大拓展了學者的視野，加深了對現實政策問題的思考，這肯定有利於“中國話語”的建設。

關於構築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7）

二是本領域的知識積累原本就不夠豐厚，各方面投入的資源（特別是財政資源）也不多，而一些專家學者忙於承擔能夠獲取資源的指定課題，無暇顧及學術問題和戰略問題的長遠思考。當然，在國家急需研究的政策問題上，“命題作文”是必要的，但多數的社會科學創見和理論建樹，出自於學者在各自領域不受干擾的長期耕耘。美國學者不時提出“歷史終結”、“文明衝突”、“軟實力”等雖有爭議卻影響很大的概念，而中國學者往往只做評論和反駁，鮮有自己提出創見，讓西方人來評論。對於這一點，許多中國學者都不滿意。但是需要看到，提出這些美國概念的弗蘭西斯？福山、薩繆爾？亨廷頓、約瑟夫？奈等人，都是學術功底深厚而又有相當政治經驗的學者，他們提出的概念和戰略思想，首先建立在研究美國現實的基礎和需要之上，同時又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他們都不是在承擔指定專案中實現自己的學術創造的。所以，更多“中國話語”的出現，有賴於長期的學術積累，也有賴於學者提出有獨創性、適合自己專長的研究課題，而不是過於重視“緊跟形勢”的時效性成果，導致急功近利。社會科學重點專案的設計中，應當遵循學術創造的規律，大大增加個人自選課題的比重。

美國戰略建立在一整套政治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其中既包括美國眼中的國際秩序原則，更包括國家治理原則（法治、*、*等）、商業和社會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