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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文人（3）

中國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惡因素不是別的而是奴道主義。當西方暢行所謂神道主義時，他們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壓，一旦解放出來即有光輝閃爍。而奴道主義則是一種內在的變質。人性的一切內容都已徹底腐爛。奴隸精神成了靈魂中唯一的內容。即使外部壓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義的陰魂依然不散。何況那奴隸主的空缺，及時可以遞補。因為我們是全民皆奴。廣大的奴隸隊伍乃是產生奴隸主的最好資源。每個奴隸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當之無愧的奴隸主，正如每個農民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忠於職守的皇帝一樣。像楊朔的所作所為，不應解釋為迫於外部壓力，實在是出於奴才的本性。這種人一旦晉升為奴隸主，他所製造的悲劇和罪惡，決不會遜色於我們已經認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隸主們。中國大地只有醜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屍一樣遍野橫陳，而絕對沒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無疑就是中國文人。讓自己去做這樣的典型，豈能不感到恐懼。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到郭沫若楊朔們的尾巴後邊，這是我無法接受的奇恥大辱。

現在我終於知道，做一個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脫的命運，也是我別無選擇的選擇結果。選擇的同時我抱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堅持自我。我可以沒有恩寵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名氣沒有桂冠，但我決不可以沒有自我，決不可以沒有獨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與中國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中國奴格區別開來。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聖靈，我就甘為邪念，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為自己取名為摩羅時，便是這番寓意。同時我知道，我的靈魂早被奴隸的氣息所浸透，要完全摒棄奴性哪是一箇中國人所能輕易做到的？我只有懷著戰戰兢兢的虔敬之心，按著自己的要求盡力去做。

最後再談幾句巴金先生。在十年“*”以後，誰曾站起來承擔過一絲責任？中國文人固然沒有，他們重新出山以後，除了哭訴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責任者呢？又有誰反省過？我不是不懂得“*”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沒法一點一點地追究個人責任，可是，如果誰都以此為自己開脫，那麼，社會運動中人的主體性又作何解釋呢？而且，那些應該由組織由民族所承擔的集體責任，又有過真正的自審沒有？倒是那個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著那樣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審。他對於自己靈魂的苛刻，他對於生命和生活的真誠，他對於人的尊嚴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於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魯迅以後中國僅有的一顆良心。這個民族在經歷瞭如此醜惡悲慘的歷史以後，竟然毫不願意拿出一絲勇氣來作一分的集體反思，卻讓這麼一位顫顫巍巍的龍鍾老人，獨自揹負著如此深重的懺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極度的窒息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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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悲劇（1）

在現實的生活環境中，我知道自己能力很弱。我總是隨隨便便，淡然處之，以求迴避矛盾，有時甚至想用點怪癖來保護自己。可是我的策略毫無效果。我不去冒犯任何人，可是所有人都似乎被我得罪了，都看不慣我。一切追名逐利的事我都不介入，然而你因此所失去的決不只是名利本身，你還將失去平等和生存的安全感。

有很長時間我對此感到奇怪，甚至認為也許自己還隨便得不夠。好心友人勸我要將自己掩藏得好一些，何必鋒芒畢露自惹麻煩。我連稱是呀是呀，真羨慕別人的老練。後來卻發現，他們之所以掩藏得好，是因為他們並沒有什麼獨特的東西需要掩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