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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哲學的統制監護作用。＇在這種監護之下，＇給哲學剩餘下來的＇工作＇除了證明和粉飾宗教規定的那些主要信條之外，實在什麼也沒有了。那些正式的經院哲學家，直至蘇阿內茲，毫不隱諱的坦然承認這一點。後繼的那些哲學家比較是無意識地做著這種事情，或者總不是自認是在這樣做。人們認為經院哲學＇的時期＇只可算到笛卡兒約一百年前，然後隨笛卡兒就開始了一個自由研究，不依傍一切現行宗教教義的嶄新的時代；可是在事實上，這＇種自由研究＇卻不得歸之於笛卡兒及其繼起的後輩，可以歸功於他們的只是自由研究的外表以及多少有些嚮往自由研究的努力。笛卡兒是一個精神非常卓越的人物，如果人們念及他的時代，他所成就的也就很大了。但是如果人們把這種為他曲諒的考慮放在一邊，而從人們後來追譽他的＇一些角度，如從＇解脫了一切束縛的思想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個人探討那種新時代的開始＇等＇來衡量他，那麼，人們就必然會發現他雖然是以他那種還缺乏真正嚴肅＇意味＇的，因而是那麼快那麼壞地表達出來的懷疑來裝出一副面孔，好像他想一下子就把早年注入的，屬於時代和民族的那些成見的一切束縛丟個一乾二淨似的，但是他只是一時在表面上這樣作，以便隨即又粑這些東西拾起來，並且越是牢固的握住不放了。笛卡兒所有的後輩也正是這樣作的，一直到康德。因此歌德的一首詩倒很可以用到這類獨立自由思想家身上來＇，歌德寫道＇：

“我看他，請你閣下允許我這樣說，

就活像腿兒細長的一隻鳴蟬，

它總是飛，邊飛著邊跳，

於是立即又在＇叢＇草中唱起了它的老調。”

康德有他的理由＇故意＇裝出那副面孔，好像他也只有這麼個意思。但是從這次偽裝的一躍——這是被允許的，因為人們原已知道這一躍是要回到草裡來的——，卻變成了一飛＇沖天＇，站在下面的那些人現在只有趕著看的份兒了，再也不能將他捕回來了。

所以康德是敢於從他的學說出發，指出所有那些據說已是多次被證明了的信條是不可證明的。思辨的神學以及與之相聯的唯理主義心理學都從康德手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自此以後，這些東西在德國的哲學裡就絕跡了。可是人們不得因為人們在放棄了原來的精神之後，有時在這兒，有時在那兒還保留著那些字眼，或因為某一個可憐的哲學教授心目中有他對於主子的畏懼而讓真理自為真理＇不敢去管它，＇就被弄糊塗了。康德這一功績的偉大，只有在一切作家中，甚至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最卓越的作家中注意過＇經院哲學的＇那些概念在自然科學以及哲學上的不良影響的人們才能衡量。自康德以來德國自然科學的著作在語調和形而上學的背景上所發生的變化是顯著的；在康德以前的情況正和現在在英國的情況一樣。——康德的這一功績和這種情況有關，即是說在上古、中古以及近代過去的一切哲學中，一貫佔統治地位的是毫不思索的遵循現象的規律，把這些規律提升為永久的真理，又由此而提升飄忽的現象為世界的真正本質；一句話，就是在他那幻想中不為任何思考所擾亂的實在主義。貝克萊和他以前已有馬勒布朗希一樣，曾經認識到實在主義的片面性，甚至錯誤，卻無力推翻實在主義；因為他的進攻只侷限於一點。那麼這就要留待康德來促使唯心主義的根本觀點——這在整個未曾回教化的亞洲，在本質上甚至是宗教的根本觀點——在歐洲至少是在哲學上取得統治地位。所以說在康德之前是我們在時間中，現在卻是時間在我們之中，如此等等。

＇在此以前，＇即令論理學，實在主義哲學也是按現象的規律來處理的；這些規律被認為是絕對的，對於自在之物也是有效的：因此，＇倫理學＇時而是基於幸福論，時而是基於世界創造者的意志，最後又是基於完善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