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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當前的所在地；後者則只看見波濤與天空而已。因此，值得注意，也值得驚奇的是：人除了在具體中過著一種生活外，還經常在抽象中度著第二種生活。在第一種生活中，人和動物一樣、任憑現實的激流和當前的勢力作弄，必須奮鬥、受苦、死亡。人在抽象中過的生活＇則不同＇，當這種生活出現於他理性的思考之前時，乃是第一種生活的無聲的反映，是他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反映，也正是上述縮小了的草圖。在第一種生活中佔有他全部心靈的，使人劇烈激動的＇一切＇，在這無聲的反映中，在這安靜思考的園地裡就都顯得冷靜了，褪色了；就當前這瞬間說，也顯得陌生了。在這裡，134人只是一個旁觀者，只是一個觀察者了。在這樣退縮到反省的思維時，他好比一個演員在演出一幕之後，再輪到他登場之前，卻在觀眾中找到一個坐位，毫不在意地觀看演出，不管演出的是什麼情節，即令是安排一些致他於死地的措施（劇情中的安排），他也無動於中；然後他又粉墨登場，或是做什麼，或是為著什麼而痛苦，仍一一按劇情的要求演出。和動物的無思無慮顯然不同的是人的這種毫不在意，無動於中的寧靜，這種寧靜就是從人的雙重生活而來的。因此，一個人，按自己的考慮，按作出的決斷，或是看清楚了必然性，就可以冷靜地忍受或執行他生命上最重要的，有時是最可怕的事項，如自殺、死刑、決鬥、有生命危險的各種冒險舉動以及人的全部動物性的本能要抗拒畏避的一切事項。從這裡可以看到人的理性如何是動物性本能的主宰，並可大聲地對堅強的人說：“誠然，你有一顆鋼鐵般的心！”（《特勞埃戰爭》）這裡，人們才真能說理性是表現為實踐的了。所以無論在什麼場合，只要是理性指導行為，只要動機是由抽象概念決定的，而不是直觀的，個別的表象，或指導動物行為的當前印象在起決定作用，那就是實踐理性的出現。至於實踐理性的出現完全不同於，無賴於行為的倫理價值；理性的行為和美德的行為完全是不同的兩回事，理性既可以和元兇大憨，也可以和美德懿行夥同行事，由於理性參加任何一方，那一方才發生巨大的作用；對於有方法地，貫徹始終地實現一個高尚的或卑鄙的預謀，實現一個有　智慧的或無意義的格言，理性是同樣的有準備，同樣的有功用；而這又正是由於理性那種女性的，只接受儲存而自己不生產的本性所使然；——這一切一切，我在附錄中都作了詳盡的分析，用例證作了說明。在那裡講過的本應放在這裡才合適，＇不過＇因為這是駁斥康德的所謂實踐理性，所以不得不移置在那裡了。因此我135只指出請到那裡去參考。

實踐理性，從這個詞的真正原義來說，它最完美的發展，人只是由於使用他的理性才能達到的最高峰——人禽之別在這最高峰上最為顯著——是在斯多噶派智者身上作為理想表出的東西。原來斯多噶派的倫理學在發生上、本質上根本就不是討論道德的學說，而只是理性生活的指南；＇他們的＇目標和鵠的是透過心神的寧靜而得到幸福。美德的行為好象只是偶然地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才夾雜在理性生活中的。因此，斯多噶派的倫理學，從其全部本質和觀點說，根本不同於直指美德懿行的那些倫理學體系，例如《吠陀》、柏拉圖、基督教和康德的學說。斯多噶淪理的目的就是幸福：“美德的整個目的就是有幸福”，這就是斯多帕阿斯在闡述斯多噶派哲學時所說的。（《希臘古文分類選錄》第二卷，第七章第114頁和138頁）不過斯多噶派的倫理學指出了幸福只有在內心的和平與心神的恬靜中才可確實獲得，而這和平寧靜又只有透過德行才能達到；這就正是“美德是最高的善”這句話的意義。但是，如果不期然而然的逐漸地在手段上忘記了目的而又這樣高捧美德，以致美德自身又透露出另一種完全不同於本人幸福的旨趣，兩種旨趣且有著顯著的矛盾；那麼，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