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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板上寫下授課重點的桑戴克博士，聚精會神地聽他以閒聊的方式隨性發表的評論。

“有關生存者財產權的問題，”他就一個學生提出的問題作著解釋，“一般出現在當事人的屍體被發現，或者能夠判定其死亡時間——大概能得出其死亡時間的案子裡。可是如果當事人的屍體沒有被發現，而必須依靠旁證加以判定其死亡事實時，問題就出現了。”

“當然了，這個時候的關鍵點就落在如何確定當事人是在什麼時候嚥氣的。而要弄清楚這一問題，很多時候就要靠一些十分細瑣且不易被發覺的線索來加以佐證。比如，像今天報紙上刊登的一則新聞就剛好能夠說明這一問題：一位紳士神秘失蹤了。在此之前，最後一個看到他的人，是他曾拜訪過的一位親戚家的女僕。好了，假如這位紳士到此就不再露面了——不管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那麼，除了要弄清楚他活著的最後時刻外，還要注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他去拜訪那位親戚的時候，身上是否佩戴了珠寶首飾？”

他停了下來，盯著手中的粉筆，好像在思索著什麼問題。突然，彷彿又察覺到了我們熱切的好奇，繼續說道：“可以說，這起案件十分蹊蹺，甚至是異常複雜的。倘若一定要訴諸法律的話，恐怕會非常難辦。這位失蹤的紳士——約翰·伯林漢先生，在考古界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前不久他從埃及回到國內，並帶回了一批異常珍貴的文物，還將一部分——包括一具非常貴重的木乃伊和一整套的陪葬品——捐給了大英博物館，目前尚在展出。辦理完捐贈手續後，他好像就準備到巴黎談生意。不過在他動身前往巴黎的時候，那批陪葬品還沒有運抵國門，而那具木乃伊則已經被送到了伯林漢先生的家。10月14日那天，大英博物館的諾巴瑞博士在伯林漢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師面前對木乃伊進行了仔細地檢查。這名律師已經獲得授權，當那批陪葬品抵達後，他要將它們轉交給大英博物館；這樣任務就算完成了。”

“據說他在11月23日從巴黎回來，然後直接趕到了住在查令十字路的親戚家，一位單身住在艾爾森的赫伯特先生那兒。他在下午5點20分到達那裡，但此時赫伯特先生還在回家的路上，而且他要在5點45分才會到達。因此他便向僕人介紹自己，並且說他想在書房等赫伯特先生回來，順便再寫幾封信。於是女僕便將他帶進書房，還為他準備好了紙和筆，然後就離開了。”

“5點45分，赫伯特先生回來了。他用彈簧鎖鑰匙把大門開啟，女僕還沒來得及向他通報說有客人，他就徑直走進了書房，並且順手把門關上了。”

“6點整，晚餐鈴響了，赫伯特先生獨自一人走進餐廳。當他看到餐桌上擺著兩人用的餐具時，女僕解釋道：”

“‘我還以為伯林漢先生會留下和你共進晚餐呢，先生。’”

“‘伯林漢先生？’赫伯特先生驚愕地大叫，‘他來過嗎？我怎麼不知道他來了，你為什麼沒向我通報？’”

“‘但是我以為他同你一起在書房裡呀，先生！’女僕委屈地說。”

“然後，他們找遍了整個書房，卻沒發現半個人影。難道伯林漢先生就這樣消失了？更加奇怪的是，這名女僕十分肯定地說伯林漢先生沒有走出大門，因為她和廚子都不認識這位約翰·伯林漢先生，而且當時她一直在廚房裡——從那兒可以看清前門的情況，偶爾她會到隔著走廊、書房對面的餐室裡。書房裡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外面是塊小草坪，旁邊有一道通往小巷的邊門，伯林漢先生沒準就是從這條偏僻的小路離開的。不管怎樣，結論就是：他不在屋裡，也沒有人看見他離開。”

“赫伯特先生沒好好吃頓晚餐就匆匆回城了，他往伯林漢的訴狀律師兼股票經紀人傑裡柯先生的辦公室打了個電話，告知了他事情的經過。傑裡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