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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也就在這樣一個契機下，偏於東南一隅的嶺南，有兩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並使嶺南最終走上了割據之路，這兩個人就是任囂和趙佗。

當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嶺南的大軍受挫，秦越處於對峙階段，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之後，第二次被派往嶺南的秦軍將領就是任囂和趙佗。當秦軍攻佔嶺南後，鑑於此地偏於東南一隅，越人勢力尚存，而嶺南與中央朝廷的聯絡又較困難，於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囂為南海尉，並授予政治、軍事等專制一方的大權。而趙佗則為任囂治下的龍川縣縣令。

當任囂掌握了嶺南的軍政大權，併成為專制一方的“東南一尉”後，便逐漸萌發了脫離中央朝廷、劃嶺自治的一套割據構想。這個構想的產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戰國諸侯並立之局的影響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嶺南具有可以實行割據的政治、軍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條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透過兼併關東六國的戰爭統一中原，到平定嶺南，其間不過十餘年。就在這個天下初定，社會尚不穩固的短暫時期，許多人，特別是原六國貴族，以極其悲傷、感懷的心情，企圖恢復戰國時期諸侯並立之局面，由於條件不夠成熟，他們不得不在秦統一六國後暫時潛伏起來，以待時機。而作為極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後，也明顯地感覺到了這股潛在力量的危險，並採取了多種有針對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東六國腹地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這股潛在的勢力興風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詣採取的這些措施，只是從表面上起到了一點作用，無法從根本上剷除山東六國的復辟勢力，甚至就連秦中央政府官員骨子裡的那種復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當時的秦王朝垂相王館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稱：四方之地，“不為置王，毋以填之”，並積極主張“立諸子”以安天下。從這一點上不難看出，戰國時期的諸侯並立局面對許多人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而作為在嶺南獨掌軍、政大權的任囂，也自然地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並漸漸萌生了據嶺而守的割據念頭。

當然，要想在嶺南實施割據，就要有割據的資本和條件，那嶺南的資本是什麼呢？

如前所述，嶺南最重要的資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萬漢軍，這股頗具實力和作戰經驗的軍事力量便是稱雄割據的根本。另外，隨著秦對嶺南地區的征服，源源不斷而來的中原移民，也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為這些漢族軍民，在中原時深受秦暴政的摧殘和蹂胭，早就有離絕秦王朝掙脫鎖鏈的想法，許多人自走向嶺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歸的決心和志向。當這些人來到嶺南後，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備匈奴的漢人，會趁天下大亂面“皆復去”。相反的是，面對在任囂治理下相對寬鬆的政治、人文環境，使他們對這塊土地漸漸產生了愛戀之情，並“未嘗不深慮之面力衛之也”。如此一來，嶺南便有了一個人心思定的社會環境和氛圍。為了建設和保衛這個新興的家園，一旦天下有變，他們自然會團結一心，全力支援任囂。

當然，促使任囂產生割據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條件，便是嶺南在地理上易守難攻。就當時的交通條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嶺”。也就是說，嶺南地區北部的五嶺成了阻擋南北行進的天然屏障。這道屏障難以逾越的程度，作為曾是秦軍將領的任囂以及所有南下的軍民是領教過的。儘管在秦征服嶺南的中後期，曾有靈渠的開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駐軍把守，靈渠和新道都將變成進退不得的死道，覆成為難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個嶺南地區多江河水道，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轉直下，地理形勢相當險要，若有不熟悉這裡的船隻過往，往往造成船毀人亡的悲劇。鑑於這樣的地理形勢，作為嶺南的軍民完全可據此守之。假如五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