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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懂啊，別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普外我都學過，我都有點辦法，可以搶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腦外科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看著戰友們一個個地死去。”他沉思了一會兒彷彿想起了往事，然後喝了一口茶說，“我記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當時二十三歲，隨抗美援朝醫療隊來到鴨綠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裡搭起了兩棟土坯房，搶救從前線下來的志願軍傷員。有一天，一名頭部中彈的小戰士被送到了我的手術檯上。小戰士神志昏迷中還在竭力高呼：‘為了祖國，衝啊……’然而，望著顱腦損傷的小戰士，我和其他大夫卻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最可愛的人’被死神奪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戰士的呼聲還在我耳邊縈繞著，要是在今天，用不了兩個小時，就能把小戰士救活。從那時候起，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成為腦外科方面的專家。幸虧我沒死在戰場上，讓我有機會攻克神經外科這塊陣地。我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就向院黨委申請，組織了院裡第一個神經外科研究組。那時候西方一些國家不僅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而且實行知識封鎖，我們手裡什麼參考資料也沒有，只能靠自己摸索。沒有教具，我們就到亂墳崗子挖骨頭，把腦袋骨挖出來腦袋骨裡面全是蛆，很多蛆，一股怪味，回來以後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頭穿起來做學習標本。雖然條件艱苦，但我們都幹勁十足。”穆主任既飽經滄桑，又饒有風趣地說。

雖然我解剖過很多屍體，但我聽到腦袋骨裡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不過，我還是被穆主任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

“穆主任，這麼說蔡教授也參加過抗美援朝？”

“當然了，我們就在一個醫療隊，他也目睹了小戰士的犧牲。抗美援朝後，他和我一樣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經外科領域。那時，我國對腦外科和顱內腫瘤的檢測手段非常落後，確定腦腫瘤部位和性質，只能採用‘開顱檢查’的辦法，手術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國家對我們封鎖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腦血管造影’技術。為了衝破這道封鎖，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在沒有防輻射的鉛裙的艱苦條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做X光驗證……當蔡教授掌握了‘腦血管造影’技術之後，身上的白血球已經降到四千以下，只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終於積累了兩千五百份‘腦血管造影’資料，使我國的腦外科檢測技術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我著實被感動了：原來我的恩師蔡教授還有這麼非凡的經歷，他老人家卻從未炫耀過。我能投師在這兩位德高望重、桃李滿天下的老專家門下，真是我林慶堂上輩子積了德，這輩子老天爺特別垂愛我。

“穆主任，我請求跟您上手術檯，我不會辜負您老對我的期望！”我充滿希望地懇求道。此時我的心情就是要下決心成為穆懷中教授這樣的人。

“好吧。兩天後，我有一個動脈瘤手術，你和羅元文做我的助手吧。羅元文進步很快，已經可以獨立做一些小手術了，”穆主任賞識地說，接著他又囑咐道，“這兩天你先熟悉一下患者的情況，多查查房，做做基礎性工作。這位患者有一定身份，是市衛生局的局長，工作上不要讓人家挑出毛病來。”

“放心吧，穆主任，我一定把工作做好！”我非常感激地說。　“好，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回去休息吧。”穆主任慈祥地說。

從穆主任家出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夏夜的星空是多麼的美麗動人、多麼富有神秘感。我望著遠處的住院大樓，心想，命運之神用歲月的雕刀雕塑了我的靈魂，我註定要用手術刀去拯救他人的生命，這或許是對人生原罪的一種救贖。

天上閃過一顆流星，拖著長長的尾巴，無聲無息地從夜空墜落。我心裡不由得一顫，覺得自己就是一顆流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