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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是從知識分子問題開始的，當時院裡的知識分子多，年青人多，辦了個《矢與的》牆報，鼓吹“徹底民主”、“絕對民主”，片面要求民主，忽視集中。王實味也發表文章，主張在生活待遇上搞平均主義，對延安的某些問題冷嘲熱諷，表現出很大的情緒。他的文章在延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表示同情，從而引起中央領導人和高階幹部的關注。王震看了牆報文章很不滿意，說：“前方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毛澤東也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150，指出文章中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且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151。在中央研究院具體開展整風過程中，又出現新的矛盾。院長李維漢提出：“院務會議決定，院長、秘書長及各研究室主任應該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王實味帶頭反對，主張都由大家選舉，他的意見得到很多人支援，最後舉手表決，主張檢委全部由大家選舉的84票，同意由院務會議決定的只有28票。王實味的言和行不僅為自己換來一頂“階級敵人”的帽子，和他有交往一批人被打成“反黨集團”。1986年，胡耀邦在回顧黨的歷史教訓時曾說：“從延安時期的批王實味，後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作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的”152。

1940年以後，延安文藝界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的爭論。一些文化人認為對革命事業也可以“暴露黑暗”，不主張“歌功頌德”，仍然可以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這些看法，曾一度得到文化界廣泛的認同。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喬木說過“《講話》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必然帶有歷史侷限的一面”153，郭沫若認為《講話》“有經有權”，即有普遍的規律，也有些是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154。從知識分子政策角度看，我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引以為戒：一是對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方面的東西，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如認為：“知識分子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155，主張知識分子要“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156。這樣的提法顯然是不科學的，蔣南翔在解放戰爭時期講過一段話，很有見地。他說：“‘向貧僱農農學習’的口號是不科學不完全的。貧僱農還有保守性，我們不能學習他們的保守思想，……有人以為知識低就是成分好，這也是不對的。革命不是崇拜落後，相反是要求有知識有文化”157。二是把知識分子當成“危險品”。認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東西如果不破除，讓它發展下去，那是相當危險的”158，依了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159，這裡，不僅把知識分子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而且把知識分子的意見，一股腦的視為“亡黨亡國”的惑眾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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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分析（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美國國務院於1949年8月5日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國務卿“艾奇遜公開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160。這一訊號引起中共領導人的極大警惕，並把一部分“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和眾多的由外國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問題，和外國侵略勢力的關係聯絡起來考慮。認為這部分知識分子對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