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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主義者的言論受到啟蒙思想家的批評。陳獨秀在《學術與國粹》一文中指出：“學術為吾人類公有之利器，無古今中外之別，此學術之要旨也。……盲目之國粹論者，不明此義也。吾人之於學術，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陳獨秀還具體分析了國粹主義者的具體觀點，如有人認為《大學》一書裡的“生眾，食寡，為疾，用舒”就是孔門經濟學，陳獨秀指出這一說法“不知近世經濟學說，‘分配論’居重大部分，《大學》未嘗及之；即‘生產論’及‘消費論’中，贊其勞力與時間問題，原則紛繁，又豈‘生眾，食寡，為疾，用舒’之簡單理論所能包括？”　。李大釗則針對國粹主義者的悲觀態度，從歷史發展的認識論角度指出：“歷史的演進，常見一盛一衰，一治一亂，一起一落。人若生當衰落時代，每易回思過去的昌明。其實人類歷史演進，一盛之後，有一衰，一衰之後，尚可復盛，……一盛一衰，一起一落之中，已經含著進步，如螺旋式的迴圈”　。啟蒙思想家們由於本身也有著形而上學絕對化的缺陷，因此，對國粹主義的批評陷入完全否定的另一個極端。如周作人在《羅素與國粹》一文中，竟然說：“我們看中國的國民性裡，除了尊王攘夷，換一個名稱便是復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實在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儲存的地方”　。更有甚者，不僅主張把古典書籍統統扔掉，還要把漢文和漢字廢除掉。

在啟蒙思想家與國粹主義者激烈爭執中，北京大學裡有一位年輕的教師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年生於北京，其父梁濟（巨川）為光緒年間舉人，曾傾向於維新派。辛亥革命以後，於1918年以徇情投湖自殺方式“提倡中國的綱常各教，救濟社會的墮落”，而轟動社會。梁漱溟本人自幼入中西小學和順天中學學習，接受新式教育。中學畢業後，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投入革命活動。1917年經蔡元培引薦，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不久出版《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亦引起社會轟動。梁漱溟在新舊兩派鬥爭中，同情儒學，似乎傾向於舊派，但又不是舊派中的一員。梁自己曾講過：“所謂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壓迫之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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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上）（4）

梁漱溟提出的新儒家哲學，可以說是對國粹主義的改造和發展。他在文化觀上，把世界分為三種文化：一是西洋文化，“意欲向前”為其根本精神，它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起來，當作改造物件，其文化以科學見長；二是中國文化，“意欲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中國人“遇著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而是隨遇而安，調節自我意欲，中國文化以玄學見長；三是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即“遇著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即取消“意欲”，印度文化以宗教見長。梁漱溟認為人類的發展面臨三個大問題：一是人與物的關係，西洋文化重視科學，強調“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二是人與人的關係，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自我中心”，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一矛盾日漸突出，而中國文化提倡人自身的和諧，“父慈子孝”、“孝悌慈和”，比西方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問題，即要求生活而又淡化生、老、